《民族宗教工作的坚持与探索（修订版）》收入了作者从2002年以来有关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理论政策、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以及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反对宗教特别主义、坚持党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等重大问题，发表的文章、所做的报告及答外国政要、记者问等。这些文稿紧密结合新时期党的民族宗教工作中心任务，努力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深刻变化给予民族宗教问题的影响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提出解决某些社会热点问题的思路和办法，文风硬朗，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可读性。本书对于广大读者，尤其是从事民族宗教工作的干部、研究人员和民族地区群众了解我国民族宗教实际情况，认同我们党有关民族宗教工作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具有重要价值。
统一战线工作要适应城市化进程（2002年8月21日）
《西藏视点丛书》再版序言(2006年6月)
“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变相独立”也不行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答记者问（2008年11月10日）
拉萨“3·14”事件再次暴露达赖集团的暴力本质
——在英国就拉萨“3·14”事件答BBC记者问(2008年11月14日)
我们办任何事必须从中国自己的利益出发
——就涉藏问题答德国《焦点》杂志记者问(2009年9月22日)
西藏的现在和未来是由全中国人民决定的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答记者问（2010年2月3日）
美国应尽早甩掉达赖集团这个包袱
——会见美国两党代表团时的谈话(2010年4月2日)
努力推动统一战线工作的创新(2010年12月15日)
民族团结教育活动要结合新的实际（2011年4月28日）
西藏和平解放：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辉煌篇章
——答《中国西藏》杂志记者问（2011年5月）
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2011年8月20日)
藏传佛教要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一起前进(2011年10月20日)
中国政府绝不会让达赖分裂图谋得逞
——在德国就达赖喇嘛转世等问题答《法兰克福报》记者问（2011年12月9日）
中国有能力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利益
——在比利时同欧盟官员、学者、记者谈达赖等问题（2011年12月12日）
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2011年12月17日）
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2012年2月13日）
《十四世达赖言行评析》序（2012年4月）
关于对达赖集团斗争问题（2012年5月）
以科学发展观推动对口援藏工作（2012年8月31日）
改改我们的文风（2013年1月21日）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2013年6月）
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2013年7月）
要更多关注“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2013年7月19日）
“我对新疆反分裂斗争充满信心”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的谈话（2013年8月19日）
为什么不问苍生问鬼神？
——谈保持共产党人世界观的纯洁性（2013年9月16日）
中国不容分裂
——在比利时接受欧盟记者集体采访时的谈话（2013年10月17日）
中国政府不会同达赖讨论什么“西藏问题”
——在瑞士接受《新苏黎世报》记者专访时的谈话（2013年10月18日）
没有国家尊严也就谈不上个人人权
——在意大利同“自由社会”人权组织会见时的谈话（2013年10月22日）
达赖集团是煽动制造自焚事件的罪魁祸首
——在意大利接受《快报》记者专访时的谈话（2013年10月22日）
人民政协的民族宗教工作（2013年10月29日）
西方为何在涉藏涉疆问题上与中国过不去?（2014年2月19日）
不能把昆明暴恐事件同特定民族挂钩
——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专访时的谈话（2014年3月4日）
如果是现在，还会见达赖吗？（2014年3月20日）
处理暴恐事件要从民族宗教问题中脱敏
——接受凤凰网资讯记者专访时的谈话（2014年4月2日）
反对宗教极端主义要综合施策（2014年5月27日）
新形势下民族宗教工作的坚持与探索（2014年6月）
关于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就业问题的几点建议（2014年9月11日）
《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反分裂的强有力武器（2014年10月17日）
“党员不能信教”原则不可动摇（2014年11月14日）
顺应民族交融的大势
——由历史纪实文学《瞻对》引起的对话(2014年12月13日)
中华民族大厦不是空洞的悬浮体
——就某报特约评论员言论答凤凰网记者问(2015年7月17日)
关注“丝路经济带”的民族宗教问题(2015年12月8日)
“活佛转世”最高决定权在中央（2015年11月30日）
达赖与暴力恐怖主义的关系能撇清吗？（2015年12月25日）
达赖集团败象毕现（2016年3月28日）
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宣传无神论(2016年5月4日)
为什么“宗教信徒入党”行不通?(2016年6月21日)
无神论宣传过头了吗?(2016年9月8日)
关于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的政策建议（2016年9月8日）
活佛培训班没什么可指责的（2016年11月10日）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重在交融（2016年12月15日）
不坚持无神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016年12月23日)
西方某些人应当走出惯性思维（2017年6月26日）
重视宗教文物保护坚持宗教中国化道路
——接受中国网记者专访时的谈话（2017年7月24日）
把推广普通话纳入扶贫攻坚战（2017年8月26日）
教育援藏援疆要长期做下去（2017年12月22日）
坚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宗教“中国化”的方向（2018年1月25日）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察和认识重大现实问题（2018年2月26日）
印度有意与达赖拉开距离？（2018年3月16日）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实践意义(2018年4月14日)
“中间道路”这出戏快唱到头了（2018年7月17日）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教育与宣传要有紧迫感（2018年8月1日）
描黑中国侨务政策，用心何在?（2018年8月30日）
“捣鬼术”挽不回达赖集团失败命运（2018年10月19日）
作者：朱维群，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正部长级），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睿渊学堂工作委员会总顾问。作者长期从事党的民族宗教工作，特别是深度参与了对达赖集团、“东突”势力的斗争，具有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素养和运用党的方针政策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作者近年有关民族宗教问题的一系列见解，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