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谈哲学

　　胡适自己曾说：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而文学是他的“娱乐”。他在美国的早年读书计划便是“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为辅的。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后，他师从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年回国后在国内最早开设“西洋哲学史”课程，1919年出版了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可见，胡适把哲学作为自己职业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如果说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是先锋，那么，在哲学研究的方面，胡适所发挥的作用则无疑是开创性的，而且这种开创性不仅贯穿着他的哲学研究，也在实际指导着他的历史、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的理论实践。
　　研究胡适哲学思想的人早就注意到，胡适的哲学研究有两大特点：一是突出强调了方法论的重要意义，甚至有以方法论去涵盖整个哲学的倾向。这正是詹姆斯\杜威实用主义影响的结果。为了梳理胡适哲学思想的脉络，在《胡适谈哲学》的“哲学理论”部分，《逻辑与哲学》、《从历史上看哲学是什么》是胡适对哲学问题的一般定义，而《实验主义》、《杜威哲学》以及《五十年来世界之哲学》则可以看做胡适对自己哲学渊源的自述。
　　胡适的哲学研究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涉及广泛，内容包括：宇宙论、名学、知识论、宗教哲学、政治哲学和教育学、伦理学。所以胡适所说的哲学史实为思想史，他晚年也明确说过：“后来我总喜欢把‘中国哲学史’改称为‘中国思想史 ’。”正因为如此，胡适的哲学研究和思想史研究常常是融为一体的。所以本书的选文自然没有刻意拘泥于“哲学”二字。
　　第二部分的“中国哲学”集中了胡适论述中国哲学史主要文字。《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胡适的成名之作，集中表现了他的哲学立场和方法，在《导言》中他界定了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史，以及研究哲学史的目的等基本概念。其中他的“明变、求因、评判” 的哲学史目的论充满了积极的哲学批判精神，对于旧哲学史观无疑是巨大的冲击。《中国中古思想小史》、《中国思想史纲要》虽然在影响方面稍逊一筹，但作为后续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胡适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更多的思考，而且对于整个中国思想史的脉络有更加完整和清晰的勾勒，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未能完成的缺憾。在《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一文中，胡适针对少数西方哲学家的“东方哲学天然阻止科学发达”的论调，严肃地指出，东西方哲学的差异都是由历史造成的，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历史因素决不可能天然阻止一个民族科学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中国近代科学成就虽然不能与西方相比，但中国哲学中绵亘数千年而不衰的科学精神和方法，如逻辑的方法、大胆怀疑和假设的精神，都丝毫不亚于西方。这种观点表明了胡适对于中国哲学历史定位清醒和客观的认识，无疑是很有价值的。
　　第三部分的“专题研究”实际上是胡适对于中国哲学史诸多重大命题的个案研究。主要内容自然包括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先秦诸子、宋明理学、乾嘉学派。其中1934年完成的《说儒》，以新的眼光和视角对儒学的产生、发展、流变作了颇有创见性的论述，胡适自己对此也颇为看重。另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是《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胡适视清代考据学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戴震则是这一“文艺复兴”运动的主帅和旗帜。不知道胡适在标榜戴震的时候有没有夫子自道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