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荒漠与沃土的文明

黑土地凯麦特古埃及人称他们的家园为凯麦特（kemet），即“黑土地”，以区别于周围的沙漠，沙漠被称为戴什瑞特（deshret），意为“红土地”。他们称自己为雷米特 - 恩 - 凯麦特（remet-en-kemet），即“黑土地上的人民”。黑土地是狭长的耕地，是尼罗河每年泛滥时沉积的肥沃淤泥，黑土地覆盖的范围与尼罗河每年泛滥的范围一致。第三纪（大约 4500 万年前），埃及接近被特提斯洋覆盖。第三纪末期时，地球大陆板块造山运动剧烈，导致喜马拉雅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形成，巨大的古海海域下降，形成了地中海盆地，如今称为埃及和撒哈拉的土地出现了。在第四纪初期，一个庞大的赤道湖泊系统形成，气候变化导致了如今称为尼罗河的河流形成。尼罗河实际上由两条大河白尼罗河和青尼罗河汇合产生，它们在苏丹的现代城市喀土穆附近汇合。白尼罗河发源于几个大湖泊——维多利亚湖、爱德华湖和乔治湖，其全年的水位和流速变化不大。青尼罗河与阿特巴拉河一起从埃塞俄比亚的山上喷涌而下，季风降雨使水流量高涨，导致它在暮春时水位特别高。这种机制是尼罗河及其泛滥的根源，从而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相应的影响。沿着尼罗河的河道，河水穿过软石灰岩，这里曾经是特提斯洋的海底，因此形成了一个宽阔的河谷。这条古老的河流流入大海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突出的坚硬岩石，这些岩石由古老大陆板块的花岗岩构成。这些花岗岩障碍物形成了六道瀑布（cataract，源自希腊语），成为尼罗河航道的标志物。接近地中海时，尼罗河分成许多较小的溪流，呈扇形散开。希腊人将其称为三角洲（Delta），因为它与希腊字母表中的第四个字母（Δ，即delta）相似。尼罗河东岸和西岸分别是东部沙漠或称阿拉伯沙漠（多山）——延伸至红海，和西部沙漠或称利比亚沙漠（沙地）——形成撒哈拉沙漠的东部边缘。西部沙漠在距离尼罗河约160千米处被一系列与河流大致平行的圆弧状浅坑所阻断：这些浅坑就是绿洲。如果没有尼罗河，埃及将只是一片沙漠，许多游牧部落可能会在这里生息甚至繁荣发展起来——就像在撒哈拉沙漠里一样，但是不会出现持续的文明。大约1万年前，尼罗河汹涌地流淌着，它的水拍打着所谓“绿色撒哈拉”的边缘。由于当时气候更加潮湿（与第四纪的大冰川有关），现在是沙漠的土地当时是一片广阔的稀树草原，到处都是水牛、羚羊、大象和斑马。这条河每年的汛期都是破坏性的，但当水位下降时，无数的湖泊、池塘和沼泽重新出现在阳光下，散布在整个草原中。在这片水域生活着鳄鱼和河马，以及各种鱼类和鸟类。这里环境宜人，成群结队的狩猎采集者在这里徜徉，他们从事原始的畜牧业和农业：狩猎，采集水果和浆果，放牧和种植农作物。气候和自然环境都有利于旅行，无论是穿过后来成为沙漠而变得不可逾越的地方，还是沿着河流旅行：原材料和思想交流同样频繁。到公元前5000年，气候开始变得干旱，并逐渐发展成今天的气候，当地人民为了生存，沿着尼罗河谷寻求庇护所，那里生活条件更加宜居。因此，第一个原始城市聚居地开始发展，并延伸至两个不同的地区——北部和南部。在南部，聚居地往往集中在希拉孔波利斯（Hierakonpolis）附近将来的底比斯市下游地区，而在北部，人们定居在尼罗河三角洲的西岸和加龙湖周围的植被茂盛地区法尤姆。这两处的群体以不同的方式独立发展，各自在埃及留下自己的印记，埃及也因此被称为“双重土地”或“两地”。这种双重性质反映在上埃及和下埃及的划分上。这些最早的聚居地建立不久就需要一种更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酋长一角应运而生，他最终会成为国王——只要他确保了臣民的生存，组织了人民的劳动并保护他们免受外敌的侵害。确立国王和中央集权是埃及发展成为王朝国家的关键步骤。尼罗河是奠定了国家根基的核心，它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命之水，不像雨一样需要从天而降，它的泛滥规律帮助古埃及人判断季节，并决定他们劳作的顺序。七月中旬，当索提斯（天狼星）再次在晨光中闪烁时，公羊神克奴姆便会打开他位于第一瀑布底部的巨大洞穴的大门，让水流奔涌而出。这标志着持续到九月底的阿赫特季（akhet，“洪水”）开始。然后，当水位开始下降，河水回到河床时，佩雷特季（peret），即种植和生长的季节开始（十一月至次年三月），随后是谷物成熟和收获的季节，即四月、五月和六月的舍姆季（shemu）[ 阿赫特季即漫灌季、洪涝季，佩雷特季即春种季、农耕季，舍姆季即夏收季、收割季。——译者注]。在埃及种植最广泛的小麦和大麦两种谷物不足以满足人们的营养需求，但种植蔬菜和豆类需要更稳定的供水，而尼罗河的汛期经常不稳定。因此，有必要驯服尼罗河。如果将蝎王权标头上的浮雕解读为一个男人专心挖掘运河河床的场景，那么埃及人可能早在前王朝时期就设计并建造了船闸和运河。同时，为了保存食物，粮仓和仓库建立了起来。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中央权威（国王）和有效的行政机构才能正常运作。当然，在河岸、池塘和广阔的沼泽中进行的以狩猎、捕鱼和采集为基础的早期经济活动也从未被接近抛弃，依然是尼罗河谷沿岸居民赖以生存的重要手段。而且，这条仁慈的河流为埃及人民提供的不仅仅是食物。在沙漠中，人们只能在尼罗河沿岸的一条狭窄地带生存，因此河流也是专享的交通渠道。前王朝涅伽达文化二期（以阿比多斯地区的一个遗址命名）的陶器皿上的彩绘中描绘了船只，其中一些带有桨和船舱。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自然就意味着乘船航行，在顺流即向北航行时，水流助力，而在逆流即向南航行时，则有盛行风助力。有趣的是，在圣书字（又称圣书体、象形文字）中，根据方向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描绘旅行：圣书字，一面帆，表示向南行驶，而带桨的船则表示在水流的帮助下向北行驶。依靠尼罗河主流、运河网络以及尼罗河分出的支流，特别是在三角洲附近，埃及人享有便利的交通条件。这些途径十分高效可靠，因此古埃及有史以来建造的道路都在城市内部，而不在城市之间。这一交通系统无疑是大一统的重要因素，促进了统一国家的形成。同时，它也是敌人的障碍，因为没有东西向的交通，他们无法从沙漠入侵，因为尼罗河三角洲的沼泽和湿地，他们也无法从北方入侵。从最久远的史前时代开始，尼罗河谷就像一条连接遥远民族和文化的宽阔走廊，一条连接赤道非洲和地中海的纵向交通要道。从哲学和宗教方面而言，埃及人认为世界是按照他们的河谷的样子创造的：世界起源于水，是一块南北走向的土地，就像天和地是从这片原始海洋中产生的一样。这个世界的另一个基本元素是太阳——它可以使大地干燥、牧草枯萎、庄稼毁坏，但同时也带来了生命、光明和温暖。埃及人民观察到这个火热的天体与从南流向北的尼罗河水不同，它沿着与河流相交的方向运动，从东到西，从东方（Orient）到。每天傍晚，太阳消失在西方，仿佛被苍穹吞没。但到了晚上，它重新聚集力量获得新生，第二天又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基于这些对自然的观察，埃及人构想并发展出他们的世界观，成为其宗教信仰的基础。这个世界观与宇宙的轴心，即地球的南北轴和天体的东西轴紧密相连。尽管尼罗河是埃及人存在的根本，尽管它可能在他们形成世界观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从未给这条河起过名字。事实上，我们无从确切得知尼罗（Nile）是如何变成这条河的名字的——它来自希腊人称呼这条河的一词，也有可能来源于的变体，表示“河流”，埃及人用这个词来表示尼罗河在三角洲的各个分支。同样，埃及人从未将尼罗河奉为神明，尽管他们将尼罗河的各种影响与不同的神明联系在一起。正是这样，他们将尼罗河的泛滥现象归因于与丰盈相关的哈匹神。而尼罗河水使土地重获新生和滋养土地的能力则与复活的神话有关。这就是死亡崇拜、神圣复活和大地滋养之间联系的根源，这个概念在前王朝时期就已经发展起来了。法老出现之前的埃及很难说人类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在尼罗河谷的，但在那里发现的最早的石器可以追溯到大约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很久以后的新石器时代，人们成群生活在利比亚沙漠、尼罗河三角洲、法尤姆和上埃及，形成以放牧和其他早期农业活动为基础的经济结构。气候变得更加干旱，这些居民不得不在尼罗河沿岸寻求庇护，他们在这里建立了最早的原始城市聚居地。埃及历史上的这个时期被称为前王朝时期。人口开始集中在两个中心——一个在北部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另一个在南部的希拉孔波利斯。在调色板[ 用于调制化妆品的中间凹洼的石板。——编者注]和权标头（武器很好部分）上的浮雕记载了南方的一些国王，例如蝎王和那尔迈。正是那尔迈这位前王朝时期最后一位国王征服了下埃及并首次统一了这个国家。他的继任者荷鲁斯·阿哈（可能与国王美尼斯为同一人）建立了第一王朝。前两个王朝也被称为“提尼特”（Thinite），因为根据将埃及统治者划分为30个王朝的希腊历史学家曼涅托的说法，它们的国王都是提斯城当地人，这个城市的遗址一直未发现，但肯定位于阿比多斯地区。美尼斯国王继位标志着早王朝时期的开始，该时期将持续大约3个世纪，从公元前3千纪初到公元前2658年。美尼斯统治期间在北部建立了第二个首都，以确保有效控制扩张后的领土，在南部城市希拉孔波利斯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白墙城”建立起来（“白墙”这个名字可能是指为阻挡尼罗河泛滥而建造的大坝），即后来的孟菲斯，古王国时期的首都。加冕仪式在孟菲斯举行，仪式很快变得相当复杂，着重强调国王身上统一上下埃及的力量。根据美尼斯统治时期的极少量信息来看，他似乎对邻近领土的人民——努比亚人和利比亚人——发动了战争，并且与邻近中东的地区建立了良好的贸易关系。美尼斯被埋葬在阿比多斯，第一王朝的所有国王和第二王朝的两位国王都被埋葬在那里。他的继位者是哲尔，哲尔的继位者是杰特——根据他名字的图画文字，杰特也被称为蛇王。卡是第一王朝最后一位国王。随后是个混乱的时期，内乱严重，直到霍特普塞海姆威继位。他是第二王朝的创始人，第二王朝的国王可能都是尼罗河三角洲当地人。与第一王朝的国王不同，第二王朝的国王无法保持两地的统一，埃及国家分裂，重新回到由两个国王统治的状态，直到某位叫作卡塞凯姆的人登上了希拉孔波利斯的王位，重新统一国家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卡塞凯姆威。他是第二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他的妻子被认为是第三王朝第二任统治者左塞尔的母亲。随着左塞尔重新将孟菲斯定为首都，埃及结束早王朝时期，进入古王国时期：金字塔时代。塔尼斯，三角洲古都塔尼斯（Tanis）是这座城市的希腊名字，古埃及人称其为贾尼（Dja'ni）。今天它被称为桑哈杰尔（el-Hagar意为“石头”），这个名字指的是几个世纪以来开采建筑石材的采石场。塔尼斯城的遗址位于三角洲，在开罗东北约160千米处，距地中海约65千米，现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土丘，占地面积为177公顷，高32米。第二十一王朝的法老正是将埃及的宗教和政治中心迁至此地。因此，塔尼斯取代了拉美西斯二世建立的首都培尔-拉美西斯，培尔-拉美西斯在现代坎堤尔附近，坎堤尔距桑哈杰尔24千米。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间很长（前1279—前1212），是法老权力的鼎盛时期，埃及边界延伸至亚洲，但到了第二十王朝（前1188—前1076）时，埃及不断失去其亚洲领土并由于内乱而陷入困境。敌对的权力集团正在取代法老，包括进入尼罗河谷的利比亚战士和阿蒙-拉的祭司。阿蒙-拉，底比斯之神，在宏伟的卡纳克神庙里被供奉、崇拜，人们相信这位神通过他的神谕来管理所有世俗事务，也相信阿蒙-拉的财产比国家的财产更重要。新王国时期结束，第三中间期（约前1076—前712）开始。这是个动荡的时期，在此期间埃及文化虽然延续下来，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元前11世纪初，上埃及成为一个几乎独立的神权政治国家，由“阿蒙的第一先知”统治，他既是民政和军事领袖，也是宗教权威。斯门代斯是阿蒙在下埃及的代表，他在塔尼斯定居并建立了第二十一王朝（约前1076—前945）。在法老普苏森尼斯一世（可能来自底比斯）统治下，塔尼斯成为第二个底比斯，这位法老被埋葬在这里的阿蒙神庙中。塔尼斯王朝国王拆除了培尔-拉美西斯的纪念性建筑，用这些材料建造了阿蒙神庙、穆特神庙和神庙，并拆除了方尖碑、柱子和雕像，用它们来美化新首都。希伯来传统在时间上错置地将塔尼斯确定为摩西的事迹和他的人民遭受苦难的地点。公元前945年，利比亚血统的第二十二王朝（约前945—前712）国王掌权。除了塔尼斯，同样在下埃及的布巴斯提斯也声名鹊起。法老舍顺克一世和奥索尔孔一世通过远征巴勒斯坦成功地恢复了埃及的军事荣耀，但几代人之后，埃及分裂为几个交战政权，由几个并置的王朝统治。公元前7世纪，埃塞俄比亚血统的库施王朝国王从苏丹地区到来，吞并了上埃及，但他们无法结束动乱，反而因为亚述人入侵埃及的各种企图而加剧了动乱。直到664年开始，埃及才被来自塞易斯的法老普萨美提克一世重新统一。塞易斯的王族成功取得控制权之后，塔尼斯的统治地位马上就结束了，它被降为一个行省，到罗马时代都一直有人居住。这座城市最后的古迹可追溯到最后一位托勒密国王。虽然该城市已被遗弃，但跟随拿破仑远征埃及的学者们很容易就发现了它。1825年，马赛雕塑家让-雅克·里福（Jean-Jacques Rifaud）来到现场，发现了两个粉红色花岗岩制成的大型像，丰富了卢浮宫的收藏。其他挖掘工作由英国驻埃及总领事亨利·萨尔特下令进行。1860年至1864年间，奥古斯特·马里埃特进行了新的探索，发现了更多珍宝，包括帕内梅里特将军（General Panemerit，与克利奥帕特拉之父托勒密·奥勒忒斯同时代）雕像的头部，其躯干现位于卢浮宫。1884年，埃及勘探基金会代表弗林德斯·皮特里也在那里工作，但此后考古学家的注意力被上埃及伟大的古代遗址所吸引，塔尼斯仍然默默无闻，直到皮埃尔·蒙特到来。如今塔尼斯有三组遗址：一、阿蒙神庙、孔苏神庙和圣湖；二、立有棕榈式柱头巨的东部神庙，以及附近的一座可以追溯到第三十王朝时期的荷鲁斯神庙；三、一处王室墓地。其中包括奥索尔孔二世陵墓（1号墓）；普苏森尼斯一世陵墓（3号墓）——这座陵墓中还包含他的继任者阿蒙涅莫普、安德鲍恩将军和赫卡凯普拉·舍顺克国王（通常称为舍顺克二世）的墓穴；阿蒙涅莫普的不完整陵墓（4号墓）；以及舍顺克三世陵墓（5号墓）。